巴塞尔之后，谈谈香港的必要性
刚刚落幕的巴塞尔艺术展香港展会似乎以强劲的市场表现驱散了此前的阴霾。在经济下行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的双重压力下，展会VIP首日便传来喜讯：多家蓝筹画廊成交活跃，如深圳甬道艺术基金会的创始人王勇力与李风在卓纳画廊以160万美金购得米凯尔·博伊曼斯 (Michaël Borremans) 一幅高达三米的油画作品，这一交易再次印证了内地藏家持续的市场影响力。
本届展会呈现出明显的“全球南方”转向，亚洲参展画廊首次突破半数，其中东南亚画廊表现尤为突出。从曼谷到雅加达，新兴艺术力量通过香港这一“超级连接器”与国际市场展开对话。这一趋势背后离不开香港本土艺术机构的长年耕耘——Para Site的前卫策展、亚洲艺术文献库的学术研究，共同搭建起连接全球南方与国际艺术市场的桥梁。
展会之外，众多国际画廊、美术馆和艺术机构也纷纷以临时空间和特别活动的形式登陆香港。这些自发性的艺术项目成为香港市场活力的生动注脚。
近年来，关于“香港是否仍是亚洲艺术中心”的讨论不绝于耳。面对经济波动、社会变迁和上海、首尔、新加坡等新兴艺术城市的崛起，香港的艺术地位确实面临挑战。然而，多数比较仅停留在展会销售数据、参观人数等表面指标上。香港真正的优势在于其难以复制的艺术生态系统：背靠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地缘优势、国际化港口城市的开放特质，以及日益多元的人口构成。文化产业现已成为香港政府推动经济多元化的重要抓手——去年发布的《创意文化产业白皮书》提出71项具体措施，从基层艺术资助到对接国家“十四五”规划，形成全方位的政策支持。
在文化话语权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下，香港艺术市场的意义已超越单纯的交易场所。我们通过采访十余位来自内地、香港及海外的艺术从业者，试图从微观视角探讨香港如何在全球艺术版图中保持独特魅力，以及中国画廊如何在这个兼具本土性与全球性的特殊场域中重新定位。
1. 从香港巴塞尔看市场诉求
今年的香港巴塞尔汇聚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画廊：从成熟的香格纳画廊、北京公社，到中坚力量的天线空间、没顶画廊，再到新兴的工作室画廊和Linseed等。这一多元阵容既体现了巴塞尔对中国艺术生态的深入理解，也印证了中国市场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 根据英国律师事务所Mishcon de Reya与专注艺术市场研究的ArtTactic联合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尽管中国艺术品拍卖总额在去年下降了33%，但其全球市场份额却从2015年的7%增长至2024年的14%，成为仅次于伦敦的全球第三大艺术市场。
与此同时，东南亚艺术市场快速崛起。该地区国家普遍具有殖民历史，使其艺术创作更容易与国际主流艺术话语对接。香港凭借其多元文化背景和英语通用语优势，特别是本地南亚及东南亚族群的桥梁作用，正成为连接该区域的重要枢纽。这一优势也在去年的政府白皮书中得到特别强调。
在亚洲艺术格局越发多元化的当下，来自国际、中国内地及东南亚的画廊，他们对今年的香港巴塞尔有何观察？以及他们在香港或亚洲会如何通过具体项目来凸显其自身的定位？ 白立方亚洲区执行董事徐雯 (Wendy Xu) 认为“香港巴塞尔在所有的亚洲艺博会当中，是一个全球性级别的艺博会，它不是区域性的，这跟香港的金融地位有关。今年也能看到欧洲的、美国的、亚洲的很多元的客人，我们发现中国内地来的客人要比去年多。在整体环境放缓的情况下，虽然面向内地藏家的总体销量减缓，亚洲其他地方在增长，但仍然有内地藏家收购高价位的大型作品，但相比之前更加谨慎并且更看重作品收藏价值。”白立方一直以来在画廊及市场的拓展上都比较稳步和谨慎。近两年，他们同时开设了纽约和韩国空间。对于亚洲的布局，白立方希望给亚洲地区的艺术家提供更多在本地区和国际上展示的机会。从近期他们代理的中国艺术家邵帆，刚在其纽约空间推出的已故韩国单色画代表人物朴栖甫个展，以及即将在6月底在韩国空间举办中国艺术家周力个展便是很好的证明。在市场方面，徐雯谈道：“根据我们了解的香港、台湾以及亚洲的藏家，他们在学习和收藏西方当代艺术二三十年后，开始关注本区域的亚洲艺术家，挖掘和支持年轻艺术家。这跟亚洲不同地域的经济和政策有关，比如近期在东南亚就新增了私人美术馆和艺术基金会，包括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都有计划在筹备。”
天线空间画廊经理黄乐乐说到比起去年的沉闷，今年在布展时就感到一些活跃和信心。“我们今年做了充分的预售，展位现场每天也都有成交。”对于自身的定位，天线空间表示对中国艺术家和中国艺术历史的关注是画廊的基础工作，随着新一代华人艺术家的海外发展，天线也与他们保持着紧密而深入的合作。“画廊长期以来的艺术家工作致力于形成多种对话关系，这在今年的展位现场也有所体现。在画廊的整体面貌上，我们希望能够在艺术家的工作方式、题材、画面的形象上达成一种呼应，彼此之间并不孤立，形成一种整体的气质。”
麦勒画廊合伙人小麦 (René Meile) 总结观察下来，2025年的香港巴塞尔应该是在疫情以来质量最高的。各家画廊都集体发力呈现了高质量的作品。藏家群体方面，似乎也显现出了华人群体为主，西方藏家略少，东南亚藏家呈增长趋势的整体格局。画廊还特别地指出东南亚藏家群体的扩大也跟之前参加ART SG新加坡艺博会，与当地藏家建立联系有关。对于应对当下市场的策略，小麦分享，香港市场相比起以前更偏向于国际化主导，如今似乎表现出对于中国自身乃至亚洲文化关注度提高的趋势。在这样一种语境的变化下，画廊针对香港市场可能存在的变化做了相应的策略安排，例如王兴伟、邵帆、鞠婷、苗妙等中国艺术家都受到了较高程度的关注。“新一代的有着东西方结合语境背景的藏家将关注度更多地侧重于在国外工作和生活的中国艺术家，整体呈现出更加多元的市场状态。作为身处中国的画廊，我们在深耕本土艺术家的同时，也对于具有多样背景的艺术家持开放的态度。”
空白空间总监张迪谈到：“一直以来我们都是在一个多元化的画廊program中工作，包含了观念、行为、装置、绘画等多媒介和风格的艺术家，所以基本不会特别为了香港及亚洲市场，从地缘需求去遵循某种策略性来计划香港巴塞尔博览会。我们与很多艺术家已经合作了将近十年的时间，陪伴他们共同成长到了职业生涯的中期或前中期的阶段，包括从十年前就开始合作的国外艺术家。”在他们看来，这样的丰富性的产生都是自然而然积累发生的。对于与香港的联系，张迪分享“在过去的五年里，我们有很多艺术家在香港的不同机构有过展出。可以说我们与香港的艺术生态在潜移默化中互相融合、共同成长。在这样的成长变化中，我们的考量重点仍然是在艺术家的创作节奏。”因此，空白空间试图将博览会作为艺术家开展新项目、阶段性或创作转型的预告性平台，借此机会呈现播报。
贝浩登香港总监Selina Ting分享到，尽管新加坡、首尔等新兴艺术中心崛起，香港凭借其成熟的金融体系、自由港优势及与中国内地的紧密联动，仍维持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在今年的香港巴塞尔上中国大陆的藏家仍是该画廊的核心买家群体，而其中年轻藏家快速崛起。由于社交媒体推动了新兴艺术家快速流通，藏家更倾向购买具有话题性且价格适中的作品，但是有部分藏家转向了深度收藏，关注作品的文化内涵与艺术家长期价值，而非短期市场热度。 对于这样的趋势贝浩登分享画廊的策略将聚焦在这几点：一，强化本土深耕与国际辐射——通过香港平台链接中国内地高净值藏家及东南亚新兴藏家；二，适应市场细分——针对不同藏家群体提供多元价格区间的作品，如高价蓝筹艺术品与年轻艺术家实验性创作并重。
作为由生活在纽约的华人成立的同名画廊Yve YANG的创始人 Yve Yang认为尽管近两年整体经济环境低迷，但他们画廊在去年和今年的巴塞尔香港展会均获得了超出预期的市场认可。无论是去年展出的向惠迪的雕塑系列，还是今年王也的刺绣作品（定价在15,000至20,000美元之间），作品均在展期内售罄，并且这些作品几乎为机构收藏。但她也观察到与画廊建立关系的更多是来自韩国、日本、新加坡和大陆的藏家，反而香港本地的藏家相对较少。Yve介绍道：“此次展会，我们展出了王也与湖南当地绣娘深度合作的刺绣作品。这些作品基于湘绣传统工艺，但又超越了湘绣的技艺边界。王也作为年轻一代，接受过当代艺术教育，却又回到家乡，在技法与内容上推动湘绣的继续发展。王也的刺绣系列已持续创作六年，早期市场接受度较低。然而，随着‘全球南方’议题在艺术界的持续发酵，这类纤维艺术作品逐渐吸引了更多亚洲藏家的关注。”Yve认为这不仅因其媒介属性符合当前的艺术讨论趋势，也因其与东亚地区的文化传统存在天然共鸣。此外，Yve YANG接触到的许多机构长期关注女性艺术及特殊材料的创作方向，这与王也的实践高度契合，也进一步推动了这些作品的市场认可度。
2. 香港市场中的参与者
3月的24号，位于中环荷李活道一家咖啡厅楼上，上海的胶囊画廊举办了展览“充实胶囊“的开幕，现场的观众摩肩接踵。这是胶囊在香港开设的一个临时空间，它与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Villepin）创办的同名画廊仅一步之遥。
然而胶囊画廊主理人里柯 (Enrico Polato) 却坦言，此次香港的快闪展览并非主动规划，而是一个“被动”的决定——2024年，他才刚完成了意大利威尼斯空间的成立和海外多个艺博会的行程，身心俱疲，所以便决定放弃了申请香港巴塞尔。然而，当报名截止后，他又意识到这座城市的不可替代性。“我们在香港有着许多本地的藏家，或者一些其他地区的藏家会经常来香港，但是他们并不会经常去内地”，Erico与我们分享，这里的藏家群体稳定，且许多人仍坚持先亲眼所见，再数字交易的收藏习惯，但是香港巴塞尔的竞争激烈、筹备成本高昂，而近年销售表现却一直不温不火。因此，他才决定即便不参展香港巴塞尔，在香港落地一场展览制造一个能与藏家对话的契机。
胶囊画廊并非孤例，伦敦的萨奇雅茨 (Saatchi Yates) 在H Queen’s呈现的展览、以及李怒在The Uncommon的个人项目“滞留” (该项目同期于香格纳画廊北京空间展出) 等，均以短期展览的形式登陆香港。如果再算上去年成立的Supper Club，本届的香港艺术周卫星展会及本地画廊项目数量为数年以来之最。
我们采访了萨奇雅茨的亚洲总监戴映萱与连续两届参加Supper Club的桉画廊联合创始人曹子安来聊聊香港艺术周所带来的商业能动性。 曹子安说去年画廊参加了位于艺穗会的第一届Supper Club，在巴塞尔期间收获了大量的关注，并且能够集中地观察来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亚洲藏家的收藏习惯和偏好。戴映萱认为做一个展览可以更完整地呈现一位艺术家的创作实践，这也是为何萨奇雅茨持续不断地在世界各地不同城市举办pop-up展览的原因。通过这样的项目他们发现与当地藏家的互动可以更深入，这主要得益于展览的时效性相较于博览会更长。 对于对经济下行，曹子安认为这正是他们放慢速度，关注、生产展览和内容的好时机，香港市场仍然充满前景，而这个前景将会由对这片土地和文化在意、关注并热爱的从业者们缔造。戴映萱补充到整个香港市场的视野并不限于本地，还涵盖了大湾区及其他亚洲城市，作为亚洲枢纽的角色，其影响力与带动性并没有随着周边城市的崛起而减弱，这也是他们继去年举办了首展之后决定要继续回到香港的原因。
这次桉画廊在Supper Club呈现了韩裔美籍艺术家申京美的个人项目。申京美的作品将个人经历与18世纪被浪漫化的“中国风”（Chinoiserie）联结，探讨亚洲女性在社会政治语境中的“隐形”困境。曹子安说，“在当下地缘政治与身份议题持续发酵的背景下，她的作品提供了深刻的历史视角。申京美此次专门设计的展陈获得了出乎意料的喜爱和曝光，也吸引了很多机构和策展人的关注。”
萨奇雅茨此次除了推出美国艺术家威尔·圣约翰 (Will St. John) 的个展以外，也有在贵宾室呈现另外三位代理艺术家的作品，其中包括刚在台北结束驻留的英国艺术家本杰明·斯皮尔斯 (Benjamin Spiers) 、去年在上海藏家周艟的1690艺术收藏空间展出的黎巴嫩艺术家奥马尔·拉赫布 (Omar El Lahib) ，以及他们最近代理的华裔美国艺术家张瑞秋 (Rachel Zhang) 。“以上这四位皆是去年在我们上海ART021时最受到亚洲藏家欢迎的艺术家，我们因此延续了上海的呈现，在香港展出他们的作品。其中，最受到瞩目的是张瑞秋的画作，反映了藏家对于女性及亚洲离散艺术家的关注。”戴映萱分享到。
3. 藏家群体新角色
在近两年里，无论是国际各大主流媒体还是巴塞尔的官方报道里均提到了新晋的中国藏家的力量。与前辈们不同，这批藏家正在打破传统角色边界——他们不仅是艺术赞助人，更成为生态建构者与内容生产者。游牧式艺博会Stilllife的联合创始人刘子玉便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刘子玉在这次巴塞尔期间通过与藏家空间Ave画廊合作策划了一个19位艺术家的群展。 同时，他也与Current Plans (香港) 、上海外滩美术馆的青年理事会、99Canal (纽约) 、Cheruby (上海) 、Cakeshop (首尔) 和Panic Library (香港) 联合在3月27号举办了一场表演和狂欢派对。在采访时刘子玉向Art-Ba-Ba说到他希望能不断地与香港的空间和国际组织进行更多合作，因为“香港作为东西方之间的连接纽带，其价值不仅持续存在，而且正在逐渐扩展连接到Global South。”刘子玉还特别提到了当他看到曾在Stilllife上展出过的艺术家Harry Gould Harvey IV以及Ren Light Pan分别与P.P.O.W.画廊和墨斋出现在巴塞尔时感到十分兴奋。
同样有着收藏经历，曾在意大利长期生活的藏家Ming Yao，与今年都往返于纽约与亚洲的艺术顾问Moe在大馆附近成立了一个新的画廊M+M画廊，这家画廊的重点除了在推广亚洲及全球战后艺术外，还特别关注新锐艺术家，除了强调绘画性与较为中正、平和的美学风格，也关注他们在当代语境下的创作方式，无论是媒材实验、文化对话，还是对经典艺术传统的回应。
对于为何选择在香港开设一间长期的实体空间，他们分享到除了因为香港拥有了完善的生态使得更容易形成对战后及1950-70年代艺术作品的关注外，还希望能连结不同世代、地区的藏家，并在亚洲艺术市场中建立更深的文化对话。因此画廊在策展时“会考量亚洲藏家的审美趣味，同时也融入欧洲艺术市场的视角，尝试打造一种既具国际视野，又能回应本地文化脉络的艺术选择。”
这种活跃背后，折射出中国艺术生态的深层变革。而资深藏家田军则在香港巴塞尔现场观察到某种耐人寻味的“对话错位”现象：“在东西方对话关系交叉的国际舞台上，我越发感受到一种完全分裂的状态。今天我们是站在西方现代主义中心化的语境下对话？还是一个多元现代主义的语境下对话？
一方面，国际画廊对具有中国本土文化基因的艺术家存在选择性关注，比如他们更加关心凭借身份、政治议题以及自己的文化处境进入西方语境的那些年轻艺术家的创作，但这种接纳往往建立在既定框架内。另一方面，是扎根在本土现代性探索中的艺术家，虽然他们在国际交流中相对‘沉默’，其作品却在展会引发热烈讨论。这种‘失语’或许恰恰彰显了某种文化自觉——当中国艺术家不再刻意迎合西方语境，反而在保持‘口音’的同时，把我们自己对象化、问题化，并且不期望、不企图在西方语境的主体上去产生分叉，而是在自身文化主体性上去寻找可能，跟世界进行主动的对话。
值得关注的还有以身体经验为创作原点的一类艺术家，形成第三种实践路径。这种多元格局也重塑着收藏逻辑：年轻藏家不要将艺术品简单视为与时俱进，不要追求面貌，参考模版，会越走越窄，会没有未来感。很多时候我们的收藏也需要不合时宜，要有我们自己时代的基因，要主动融入自身的历史感知与地域经验。而我们对于自身现代性路径的寻找是整个社会文化系统需要去做的事情。”